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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编造成的神话
作者:xgkd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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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编造成的神话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陈世高

1958年大跃进时,我正是风华正茂二十多岁的青年,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市〕共青团县委书记,如今我已是年逾8旬的老人了,那是一个充满 激情的火红时代,那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那个年代有很多荒唐的故事,让人啼笑皆非,刻骨铭心。尽管大跃进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至今想起,依然记忆犹新,它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大跃进中,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教训也是十分宝贵的,把我这一段经历过的事写出来——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对青年一代多少会有些好处。

写血书——拉开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是年冬天,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应城县委召开四级〔县、区、乡、社〕干部会,县委一书记梁俊义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要与会同志遵照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立即动员起来,掀起全县大跃进的高潮。会上人人表决心,个个鼓干劲,都写了决心书,不少干部咬破中指,或用小刀划破指头写血书,但是也有的人怕疼,买来红墨水写血书,大家在决心书中誓做:大跃进的排头兵大跃进的闯将 ,“大跃进的促进派 ,“大跃进中的先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自已所在的区、乡、社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的未婚男女表示订的指标不兑现,坚决不结婚。

会上摆出擂台,人与人、社与社、乡与乡、区与区,开展挑战应战竞赛高潮,开展比、学、赶、帮、超的活动。不仅如此,县与县也开展竞赛,应城县与云梦县、安陆县是一个赛区,应城县竞赛的口号是:永超安陆, 压倒云梦,这个口号用石灰水写在山上,路边、屋顶上,还在长江埠、杨家河等地扎了跃进门,用晒垫 〔甸〕写上永超安陆,压倒云梦的口号,极为显目,很远就能看得到。从此以后,不仅党政部门每次开会开展挑战应战的竞赛,而且各个部门开会,也同样开展挑战应战的竞赛活动,这成了一个会议的公式,成了形式主义,干劲鼓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大跃进,粮棉油才能大增产,各项工作才能大踏步前进,有的领导人甚至公开说:首先有会议上的大跃进,然后才有实际工作的大跃进

大会散了以后,“五风中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初见端倪,如把丘陵地方的小田改大田,再就是积肥也走入邪道,把群众的土灶,土墙撤得做肥料,严重破坏了群众的房屋。再就是要社员加班加点干活,提出晴天特干 ,小雨大干 ,大雨大雪不停战,夜晚还要加班干,时而大战通宵,群众累死累活,疲惫不堪,有的站着睡着了,吃饭睡着了把碗掉在地下,人是有生理界限的,超负荷的劳动,使群众苦不堪言。后来群众说:1958年就是想睡觉。

革命化的春节

1958年的春节即将来临,中共应城县委怕过春节而影响大跃进,召开区、乡、社电话会。那时,我们团县委为了改进作风,把机关已搬至黄滩区同岭乡星星合作社狮子冲办公,机关没留人,转 团的关系委托县委组织部代为办理,在狮子冲的团县委机关安装有专线电话,团县委的全体同志在此听了电话会议。在电话会上,县委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致动员起来,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吃年饭,不贴对联,不放鞭炮,不信鬼神,不放假 ,不拜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战开门红,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献厚礼。在过革命化春节中,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我们听了电话会议以后,立即进行讨论,大家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要听党的话,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按党的指示办事,这是我们团干部应遵循的准则,我们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绝对不能按兵不动。并议出落实县委电话会议两条具体措施,一是团县委向全县团员青年发出带头过革命化春节的倡议书;二是团县委在星星合作社办好过革命化春节的点。

倡议书倡导:全县团员青年要积极响应县委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当革命的闯将,以实际行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各级团组织要组织青年突击队,发挥突击队的先锋作用。倡议书立即得到全县团组织,团员、青年的积极响应。我们又和星星合作社党支部一道,召开了党员会,干部会,团员青年会,社员会,就过革命化春节进行动员,大家一致表示过革命化的春节。

同岭乡党委统一布置挑沙改良土壤,小田改大田和积肥为内容过好革命化春节。并说:黄泥巴掺沙,等于洋糖粘粑小(田)改大(田),便于机械化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口号。

团委干部都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与星星合作社社员群众一块过革命化春节。大年正月初一凌晨四点,就听到各个生产队的哨子声,铃铛声和喊工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社员被喊起,男女社员近千人,浩浩荡荡,前往黄滩镇富水河畔挑沙,一路上经过许多湾村和黄滩镇,都跟星星合作社一样,未看见对联和拜年的人,也未听到鞭炮声,毫无一丝节日的气氛,只见男女老幼都在忙大跃进。群众挑着沙回来了。

接着,全社劳力转入小田改大田的劳动中,只见社队干部带领社员,红旗招展,满畈遍野皆是人,声势大得很,各生产队只是把旯旮的小田角的田埂挖了几条。又马上转入大搞积肥的群众运动,乡党委布置积肥的撤土墙壁为主,各个生产队也只撤了一、二处厢房的壁子和几处灶土,却把力量放在挖猪栏、牛栏底子,挖千脚土,铲草皮等堆肥上。

我发现群众挑回的沙,也未倒在水稻田中,而是倒入旱地里,小田改大田,一个队也只挖了一、二条小田埂,积肥也未大撤群众的壁子而心存疑虑。一天我和星星合用社的党支部书记张世雄同志到各队检查时,我就问他,你为何未按照乡党委的意见办事?他偷偷地对我说:我们这里丘陵田,土质好,掺不得沙,掺沙会使土壤沙化减产。小田改大田的事,我们这里丘陵,祖先们有智慧,依势造成梯田,挖掉了田埂,田大了,但田高低悬殊不平,怎能关水栽秧呢?就是各队挖掉的几条小田埂,栽秧时还得重新做起来。房屋壁子撤不得,鸟有巢,动物有洞,城市的人住高楼大厦,农民一天忙到黑,也要有避风防寒暑的栖身之处。

他的这翻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我问:生产队长和群众怎么晓得你的意图。他说:在大会上我讲乡党委的布署,会后我个别同队长打了招呼。我说:你怎么不在乡党委召开的会上讲?他说:那讲得!那不是伸出脑壳接石头。

此人原是乡长,响应县委号召下来当支部书记的,时龄40岁,很有头脑,善于辨别是非,极为巧妙地对待上级瞎指挥,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后来,在1960年反五风时,星星大队遭受五风的危害和损失最小。

由于当时政治空气,群众对于过革命化的春节,都保持了沉默,唯有一个不怕鬼的老头说:今年白过了一个年而挨了批评。

挑沙、改田、积肥忙过了元宵节,转入了农业生产。就这样,我们和群众一起,在一片革命化的热潮中,渡过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一一春节 。

开门红的战果汇报会

中共应城县县委一书记,个性强脾气大,他听回报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坏的,喜欢报喜,不喜欢报忧,他在大会上直接了当地讲:我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他驻队蹲点,只是挂个牌子,根本不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唯一的领导方法是开会,听回报作报告。

区、乡和县直各部门的领导,大多把他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就按他的爱好办事。

1958年大跃进,他提出过革命 化的春节,大战开门红。他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县委定于正月初一的清晨7点,召开大战开门红的战果汇报会,请县委委员、区、乡党委书记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务必按时到县里开会,回报大战开门红的战果。

县委委员、区、乡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都按时来到县委会议室里,汇报正月初一的大战开门红的成绩,向县委献厚礼。

主席台上坐着县委一书记梁俊义和县委二书记兼县长邓必祯两人,其余的人一律坐在台下,会场上气氛十分严肃紧张,会场上的这些人,虽然都是多年的老同事,又是正月初一,却没有人说笑的,会场 上一片寂静,鸦鹊无声,因为在那个年代,到县委开会的干部都 是心惊胆战,不知今天自已参加的会是凶还是吉。

二书记邓必祯宣布开会了,今天的会是回报大战开门红的战果,谁先回报?

第一个回报的是县直属西十乡乡党委书记吴克斌,他说:全乡干部群众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响应县委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遵照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精神,大战开门红。初战告捷,已积肥100万担、修厕所500个,猪圏200个、做塘堰100口,这是我来时的成绩,现在全乡社员正在大干之中,今天白天的成绩晚上再向县委办公室回报。

一书记梁俊义听了,脸上写滿了高兴和喜悦,笑得合不拢嘴,他站起来讲:草随风转, 兵随将转,强将手下无弱兵,吴克斌书记领导有方,社员干劲大,开门红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战果,大家要向他好好地学习

与会者心知肚明,都知道吴克斌书记讲的全是假话,但是,都不敢挑明,反而不得不跟着鸡子上笼,也来一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说假话。第二个回报的是直属第二艾庙乡乡党委王任忠书记,就在吴克斌书记讲假话时,他在会上掏出本子编假话,把成绩也讲得挺大。一书记梁俊义听了也十分满意,王任忠书记也受到表扬,其他的书记也照此办理,都 一一过了关。大多数书记多多少少得了一点表扬。

最后是巡检乡党委书记程先亮和二书记聂凤英回报,他说:我和聂书记从乡里来县里开会时,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听到有的队里在吹哨子,有的队在打铃铛,正在喊出工,有的连哨子也未吹。还没有动静,致于开门红的成绩,尚未干出来,待我们回到乡里,开支部书记会议统计以后,晚上再向县委办公室回报。 这本来是实事求是,说的大实话。

可是一书记梁俊义听了大为不满,面带愠色,终于控制不住自已,站起来勃然大怒地讲:你们两人是刚从文化干校毕业回来的,算是有文化的人,你们书读多了,越读越蠢,越学越猪,什球! 我到省里去开会,就不带你们去,因为把你们带去赊了我的人。他喊:程先亮、聂凤英站起来,罚他们两人的站,号召大家对他们开火,进行批判。

后来的现实,说假话的人有功,青云直上,而实事求是说真话的人有罪,却一贬再贬。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一时间,说假话搞浮夸一发不可收拾,很快成风 ,假话浮夸像乌云一样,布满了全县,给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

字当头 社员汗白流

一九五八年春节刚过,县委叫我们的点,由同岭乡星星大队搬到范河乡季墩大队办点,成为县委王副书记的点。乡里召开育秧会,讲一年之际在于春,要字当头,狠抓一个“早”字,一主动百主动,一步领先,百步领先。正月十五刚过,提出整田育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气候比现在低得很多,当时气温、水温、地温很低,脚在田里冻得疼,当时,尚无尼龙薄膜覆盖育秧,不仅毫无把握,而且肯定会失败。许多老农批评说:吊吊慌、吊吊慌,不等清明就下秧,寒潮一到,就会死得精光。对于群众的忠恳批评,不但不接受,还是一意孤行,果然,不出群众所料,早下的秧一批批死掉。即使后来未死光的秧田不翻耕,长起来的不是秧苗,象癞痢头上的头发一样,也只有稀稀几根毛,却全是稗子,不能当秧栽。只好一批批下补秧,本来一亩田种籽只要十余斤,可是由于死秧过多,每亩田种籽要划几十斤。浪费很大,群众说:看收不收得回种籽。

又提倡早收割早栽秧和密植。秧生长只有一寸多,扯的秧不能用秧草扎成秧坨,只好用盆子装,端着盆子去栽秧。再是提倡密植,认为越密越好,层层加码,县里要求插3x4寸,区里要求插2x2寸,到生产队要求插成挨挨寸了。主张深耕,提出牛壮犁新,年轻心狠,深耕1尺,还要挂零。即犁是新的,牛是壮的,要心狠的年轻人耕田,老农右倾保守,不能接受深耕的新生事物。这样,不知毁坏了多少犁,累死了多少牛,后来有的地方用人耕田,适度密植和适度深耕可以增产,后来实践证明栽得过密,耕得过深就减产。

县委为了推动春耕生产,决定开展春耕生产大检查,参加检查的全是县委、县政府、部、办、委、局的负责人和区、乡的代表参加,我也参加春耕生产大检查。检查内容是抢收、抢栽、深耕、密植。落实一个字,检查规模声势浩大,真正是王子出朝,地动山摇。县委一书记梁俊义任总团团长,他先到艾庙乡,到一个合作社转了一下,认为该乡抢收抢栽进度缓慢,深耕密植未达到标准,检查团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撤掉一个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立即电令各区、乡要加快双抢进度,搞好深耕和密植。各区、乡参加大检查的干部,像蒋干盗书一样,连夜偷偷返区、返乡,回报检查团在艾庙乡的活动,震动很大。各区、乡立即召开广播动员大会,干部、群众立即动员起来了,学生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停业,机关和各行各业都关门投入双抢,顿时,城乡上下,如同进入紧急战争状态一样,日以继夜,男跑女走,手持镰刀不问青,将尚未成熟的小麦、油菜采取一夜光,全部割掉,接着抢栽成为一片青。群众对于快到手尚未成熟的粮油早割,造成的损失感到心疼,姜店乡的农民将早割的小麦、油菜从三十几里路挑到县委大门口展览,质问县委,还写了大字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当年夏收收割得青,又遇连阴雨,粮油霉烂严重,县委专门召开电话会,提出锅灶当太阳,堂屋当稻场抢救粮油,就是要群众在堂屋打麦子打油菜,根本行不通,无济于事,粮和油料损失严重,群众批评说:早字当头,我们的汗白流

一个重万斤的大红苕试验的破产

1958年大跃进敢想敢说敢干的狂热年代,作为领导心中想的是如何创造奇迹和辉煌,向上级报喜献礼。城台 乡党委书记李攀章分析本乡跃进形势,认为粮、棉、油是其他区、乡的强项,是自己的弱项,在粮、棉、油上拼不过人家,放不出大卫星。他忽发奇想,红苕是一个冷门,无人试验培育卫星,我何不抓红苕试验,在红苕上做文章,放一个大卫星。他与党委成员通了气,召开合作社支部书记、社长和工作组组员会议,乡干部全部参加,与会有二百余人,他首先把试验红苕卫星的重大意义,具体要求一个红苕一万斤,号召大家揭榜,培育出来了授予县、乡劳动模范称号,作为精神奖励。小会讨论议论纷纷,长了这么大,工作这么多年,未见到一个红苕长一万斤的。

在反右倾鼓干劲,气可鼓不可泄的政治气氛下,都怕戴上右倾保守帽子和打成“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所以,在大会上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虽然,会上沉闷,可人们的思想却十分活跃,会上始终沉默无语,无人站出来揭榜,形成僵局顶牛的严峻局面,会由早上六点开始,开到次日凌晨五点,整整一个昼夜,大家未进食未休息,饥饿与寒冷相交,精疲力尽,大家想离开会场,又无法离开会场。

突然有一个人发言,我揭了这个榜,此人是光明合作社书记张,善群打破了会场上的顶牛僵持的局面。李书记这时非常高兴,认为会议有了转机,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马上表扬了张书记,说他是一颗红心干劲大,试验红苕有办法,并将张书记叫到前面,请他讲指导思想,指标和具体培育措施。

他说:试验万斤重的一个红苕,关系到乡党委和全乡人民的荣誉问题,要把这件大事办好,回去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当成头等重大的中心工作来做,技术措施是将张冲水库的水放干,育好一株红苕苗,全社男女齐上阵,把大麦、小麦、油菜、碗豆梗子、颖子全部挑到水库中去,施饼肥五千斤,牛栏粪五千担,栽上一株大红苕苗,组织百人专班管理培育红苕卫星,天天施肥浇水,做到不干不渍,不遭牲畜危害,让它茁壮成长,保证一个红苕1万斤,力争一个红苕达到两万斤。

会议到此结束,与会人员十分感谢张书记解了围。

张书记回到社里,雷厉风行连夜召开支委会、党团员会和社队干部会,并将开闸放水、送肥、育苗、管理的任务落实到了生产队,这样,张书记揭榜试验万斤红苕卫星的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光明合作社和全乡,人们得此消息,青年人感到稀奇,而老人们心中十分担忧,怕放干了水库的水,怎么能栽秧呢?,农民不种田去打狗卖,收不到粮食全社人就会挨饿,专门跟张书记父亲和两个伯伯讲,请他们出面阻止此事,正当张书记带着一群干部开闸放水之际,三位老人赶来跟儿子说:你试验红苕把水库水放干,四千多亩田那来的水栽秧,不收谷这两千多人吃什么?喝西北风,不种田去打狗卖。儿子不服地说:这是乡党委交给我们的光荣的政治任务。

老人说:别人都不揭榜,唯有你逞能去揭榜,真是个大傻瓜,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去试验一个大红苕,田全部会荒,根本不可能一个红苕长1万斤,全社男女老少都说你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总苕,不要试验。经三个老人把儿子一骂,儿子也不敢试验了。至此,试验红苕之事告吹,李书记万斤重的一个大红苕无人试验,红苕大卫星的破了产,卫星未放成。

卫星之谜

一九五八年干部种试验田奉为时尚,革新先试验,成功就推 广,体现了实践是第一的观点,种试验田无可非议,可是,种试验田时走上邪路,出了偏差,在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指导下,所有农村干部都大办试验田,一些领导人的什么试验畈试验冲试验榜,试验牌上写的豪言壮语的口 号,高指标,把人力、物力、肥料和财力全往试验田里使,结果是试验田的农作物疯长倒伏减产,甚至绝收,而大面积农作物缺肥和少管理也减产,谁的官大谁的试验田的肥料和物资多,试验田都未出成果,我们团县委1亩试验田,队长对我们种试验田很有意见,认为浪费了肥料,影响大面积平衡增产,他不沾试验田的边,当时,他是48岁,精明强干,是一个种田精,一天,他来到试验田望了望,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连稻草也收不到五千斤,下肥过多,栽的挨挨寸,过密不透风,将来疯长倒伏,连百斤也收不到。过了十几天,试验田禾苗猛长,浓绿,分孽密密展展,为了通风防倒伏,我们先用鼓风机鼓风通气,夜间有人用竹竿赶露水,后用竹子一行一行扎架子,最终,不出队长所料还是倒伏了。

七月初,县委为了验收高产试验卫星田,组织了验收组,分赴各区、乡验收,我和县监察委书记李芳同志为一个组,他为组长,我是副组长,负责对城郊五个直属乡的验收工作,李芳同志办事认真,规定先申请验收,我们到现场看着收割打场全过程,再用秤称,城郊五个乡,唯有城台乡李攀章同志的试验田亩产900斤,还未风干扬净,其他四个乡的书记试验田也只七百斤、八百斤的,我们验收的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田,也因下肥过多倒伏烂掉而失败,收了几阁篓空壳,我们团委试验田,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也只打了四百来斤的湿谷。

可是,其他区、乡高产卫星接连发射,早稻卫星由亩产两万多斤,而晚稻由五万斤,十万斤,乃至十五万斤,二十万斤的。还有亩产芝麻千斤卫星,棉花大王等等 ,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大肆宣扬,喜报不断,凯歌阵阵,捷报频传,令人眼花缭乱。尤以黄滩、郎君两 区为甚,同我们验收的差距太大,李芳同志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对我说:为什么人家放那么大的卫星,我们验收却放不出卫星,你到黄滩去看看,了解真象。

我吃罢晚饭,骑着自行车来到黄滩区,恰逢他们晚上开区委会,区委书记丁葆芳请我参加,我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而谢绝参加。当时,区里无招待所和旅社,上面去的干部与区里干部一同睡觉,我和区委书记丁葆芳同志关系好,他请我睡在他的床上,他的房与会议室相邻,房门在会议室中间开着,区委开会时,在房间里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虽未参加会,等于参加了他们的区委会议。

会议研究丁书记的试验田放特大的高产卫星,有的主张放十万斤,有的主张放十五万斤,有的主张放一个特大卫星,二十万斤,走在全县的前面,压倒全县,以此作了决议。有一个人补充一句,无零不成账,二十万斤挂一个零。决议作出,区委分工分头行动,有的区委到飞跃大队组织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群众将各队的谷挑到一个稻场,有的去把试验田耕掉只留一个角,加栽一些谷蔸,有的负责写喜报,有的负责写特大高产卫星的经验。喜讯连夜报到了县里,他们如何制造二十万斤特大卫星全部过程我全掌握了。

原来我们在验收时,李芳同志有点半信半疑,但不敢公开怀疑,我对于放的所有高产卫星是坚信不疑的,这颗特大卫星的放出,使我解开了卫星之谜。此时,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放卫星是吹牛造假,这时,原来高产卫星如同偶像一样,在我心目中顿时倒下,彻底破灭,并对一个堂堂的区党委,敢于集体造假欺骗上级,感到奇怪,丁书记同区委委员干部们忙了一个通宵,我一个人在床上也睡不着,想了许多、许多。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县里。

在县委会遇着县委办公室李主任,他说:县委梁书记带人到黄滩区去验收丁书记放的一个特大卫星,请你也去参加,我说:我刚从黄滩回来,我和李芳同志要去搞验收,那我就不能参加了。

制造飞机

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首创精神,大胆革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口号指导下,各区、乡、社干部群众大搞工具改革。袁集乡党委陈书记首先制造了木制独轮车,他向县委报喜说:他推着车子在全乡转了一圈,全乡就车子化了。县委号召向他学习,大搞车子化,要求干部群众一人一车,于是,一轰而起,在全县范围里出现了一个人人当木匠,家家是工厂轰轰烈烈的车子化运动。

造车子要木料,见群众家里的木料就拿,再就是大肆砍伐山林村林,那真正是乱砍滥伐,对于林木来说是一场大浩劫,山林湾林几乎砍伐一光,山成为荒山秃岭,湾村成为和尚湾村。

大跃进期间,我们团县委干部长期驻队,在农村参加大跃进,在车子化运动中,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也要带头搞车子化,也拿群众的木料,也砍群众的树,当时群众对于这种不分你我,白砍白拿十分不满地说:什么车子化,就是要把我们家里树砍光,木料拿光。我们置群众意见予不顾,继续大搞车子化,经过一个月的昼夜奋战,就是车轮过不了关,木料薄了一推破了,木料厚了磙不动,我们又想到将群众碾米的磙子用作车轮,虽然能磙动,却十分笨重,推空车不易推动,根本不能用于运输,后来上级认为车子不能很好运转,主要是没有磙珠轴承,又号召全县干 部群众,大搞制造磙珠轴承的群众运动。

制作车子也好,造磙珠轴承也好,我们和全县车子化一样,由于没有制造车子、轴承的工厂,没有设计图纸,又无相应的机器设备和材料,更无科技人员和熟练的工人,怎能造出车子和轴承,归根结底我们没有科学的头脑,所以,造不出合格的产品出来。全县制造的车子堆积如山,报废为柴而被烧掉。

车子化热未退,姜店乡造出了土铁路,撤群众房子木料当铁轨,有的地方出现水车上加甩坨、大扫镰、割禾器等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盛滩乡七星营制造飞机,成了重大新闻,县委认为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组织各级干部现场参观,他们集中各种能工巧匠两百余人,拆掉几个弯村农民的房子,将全部木料集中到一个稻场里制造飞机,飞机的机身、机翼、机舱内所有设备全部用木料做成,唯一用两台6-8匹马力的柴油机为飞机的发动机,形体比现在美国制造的747777两种大型客机都大。搞了三个多月,飞机始终飞不起来,农民的房子被撤掉了,无家可归,无屋可居,就在稻场田间地头搭起棚子暂栖身,美其名曰为战棚

 为跟飞机配套,同时在群跃管理区一马平川的棉花田里修飞机场。华中农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许子威同志是应城县人,他带学生在应城县实习,参观造飞机和修飞机场时,他当场严肃批评公社书记和社长:你们造飞机、修飞机场,未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也无立顶的批文,你们造的木制飞机能飞?土跑道能载飞机起飞和降落?你们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瞎胡闹。后来他又跟县委领导讲了,要停止下来。

盛滩乡是县委一书记的点,是很多新生事物的发祥地,秋天传来办起尿素厂的大好消息,我亦前往参观,到处找也未见到尿素厂,后来,他们给我介绍说:他们用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搜集群众的大锅两百口,将全乡干部群众的尿搜集起来,在宋应公路的路两边、挖了两百口灶,安上锅架起柴烧,工厂点火生产时,两百口灶同时开火,浓烟四起,尿本身又臭又臊,煮沸后蒸腾挥发更大,臭臊之气薰天,融入空气中,经风吹拂,离十几里路远的应城城关,群众都闻得到又臭又臊的气味,于是有的人就问,怎么这几天闻到臭臊味?有人说:"你不知道,盛滩乡办起了尿素厂。"啊!难怪这么臭这么臊的。"

由于原料——尿,供不应求,尿素厂只办了几天就停产倒闭了。当然,制造飞机的梦想也破灭了。

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红旗人民公社

1958年86日至8日,毛主席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新闻媒体把毛主席说的"人民公社好的消息,一下子传遍全国,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神州大地汹涌澎湃地发展。离毛主席视察七里营只有20天,1958828日,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诞生,它是湖北省孝感地区应城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由西十、盛滩、艾庙、范河四个乡组成。

为什么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应城诞生,这是由于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良长期在盛滩一社蹲点,他代表省委亲自和地委、县委领导共同研究筹备建立红旗人民公社,这样,应城县委四个直属乡组建了红旗人民公社。

在应城县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龙灯狮子,载歌载舞,隆重庆祝公社的成立。参加庆祝会的有湖北省委、孝感地委的领导,孝感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应城县县委委员、县直机关干部,区、乡党委书记和群众1万余人。中共湖北省省委秘书长王良,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代表省委、地委致贺词说:首先向红旗人民公社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和军事组织,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性质。

公社成立,百废待兴,急匆匆地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商店、农机修配厂、拖拉机站,把农民喂的猪捉去办了猪场,以小队为单位办了食堂,大兴土木,建公社办公室和大会场,折旧屋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大办民兵师,组建师(县)、团(公社)、营(管理区)、连(大队)、排(小队)军事组织,民兵做到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为了做到"三化"舍弃自家不住,就到荒郊野外搭战棚,一时间,田野战棚成群,星罗棋布,男女民兵分别住进了战棚,在搭建战棚时,农民的房屋、树木、用具再一次遭劫。这样,平时在本大队生产队田间劳动,一旦公社有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应付紧急事情。

人民公社一经成立,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刮起一平二调风和共产风,改合作社核算为公社核算,不管大队的小队的统统都是公社的,原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财产,一律归公社所有,大队小队出售的农副产品,副业收入统一由公社结算,大中型机械由公社管理使用,公社有权平调全公社大小队的劳力,农副土特产品。原来折价入社的,仍由各户喂养保管的耕牛和农具,公社成立后全部地归大堆,牛进小队牛棚,农具入小队仓库,由于牛栏条件差,又无人精心喂养,有的肥牛拖瘦,有的瘦牛拖死。农具无保管责任制,任社员随便使用,丢失损坏十分严重,由于男女老少全部吃食堂,将农民的自留田和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

完成国家粮棉油征购任务,也搞大兵团作战,由于农村青壮劳动力去炼钢和开渠道 ,生产队劳力少,县委为了加快粮、棉、油入库进度,组织县直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城镇居民下乡支农,帮助农民卖粮棉油任务,把一个队一个队的粮棉油卖光,挑到粮管所、供销部门的粮棉油不过秤,不记账,不付款,倒进仓库里,就算完了事,现在出售农产品曾经打过白条,那时白条也没有一张。

当时,领导想的和做的,都注重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对于所有制、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关心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规律,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并当作资产阶的法权进行批判和消灭。

合作社是一种潮流,不少农民是被潮流卷进合作社的,因而在合作社里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而人民公社刮起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共产风等五风,给农民重大创伤,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和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使他们有限的积极性丧失殆尽,尽管派有大批干部进驻农村催工催种、催征购,但农民出工仍然"出工像拉纤,收工像射箭""做事一窝蜂,个个磨洋工",一农民耕田时跟牛说:牛呀!你慢慢地走,我不打你不吼,只要太阳一落土,我的十分到了手。农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点劲也没有。

高喊“食堂万岁”

社员在合作社劳动,先是男劳动力10分,女劳动力8分,后来改为计件工分制,一些女社员,白天在社里拼命劳动,收工后做饭、洗衣、照顾小孩、料理家务,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劳累过度,日渐消瘦,集体为了提高出勤率和工效,为了减轻妇女的负担,有的地方办起了农忙抖米食堂。就是小队做了一口大甑,家家户户将淘净了的米和菜拿到食堂去,放到甑里,队里安排一个人在食堂煮饭,收工以后,各家各户各端各的饭菜,吃好吃坏,吃多吃少,全由自己决定和安排,互不干涉。这样,能节约烧柴,节约劳动力,大大减轻了妇女的负担,也能提高出勤率和工效,受到社员们的广为欢迎。

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诞生了,公社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常年公共食堂,说这是家务社会化,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并且组织各公社参观红旗人民公社样板食堂。

这样,全县各个小队办起了常年公共食堂。就是选择社员的房子做厨房、打灶、买饭钵、利用原有的甑、选定了炊食员。次日,社员就到食堂吃饭。取消自留地和菜园,由生产队派专人兴菜。

1958年浮夸风盛行,刚开始早稻亩产两万多斤,你吹我也吹,最后晚稻亩产竟然达到20万斤。一些领导竟然被这些虚假高产卫星所迷惑,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农业大丰收,粮食过了关,长期困扰着党政领导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吃饭已不成问题了,高兴异常,所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给全省食堂赠送了一幅对联:"一日三餐餐餐有干有稀,四菜一汤顿顿有荤有素。"横幅:"八百斤口粮一两也不能少"(就是男女老幼人人一年800斤口粮,这当然吃不完。)后来,发展到干脆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还月月发工资,自然粮食不分到户了。一些城里人和外地人也跑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饭,不但不给钱和票,还说食堂饭菜味道不好。

再是男女劳动力按月发工资,第一个月每人发20元,第二个月每人发10元。人人一样,工分不记了,真正是劳动不计报酬了。当时,一些老人说:那来的这么多钱发工资,是浪打来的?但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想方设法只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就再也没钱发工资了。公社社长到银行要钱发工资,行长说:你帐上没钱,我怎么能把国家的钱给你发工资呢?

由于高征购,把生产队所有的粮食购走,乐极生悲,食堂到了1958年冬腊月,绝大多数食堂揭不开锅盖了,社员开始挨起饿来。队长派人到野外挑野菜,到湖里绞牛尾巴草吃。洒上一点米粉,社员们真正是在食堂吃羹喝水,艰苦异常。虽然社员对食堂意见很大,可是,谁也不敢提意见,社员手中没有粮食,无法在家中做饭吃, 食堂更不能散伙。当时,把食堂提得很高,说是共产主义的新因素,新鲜事物,高喊“食堂万岁”的口号,谁反对食堂,谁就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红旗公社下面的一个管理区的书记唐永福是一个老实人,喜欢实话实说,说食堂吃饭不能节约粮食,饭菜味道差,很不卫生,不能照顾和满足老人、病人和小孩的需要,千遍一律的饭菜,只当喂猪子一样等坏话,结果当成重点批判的对像,反复批斗,谁也再不敢说食堂的坏话了。食堂一直维持到1959年春夏之交,直到1959年毛主席派出三个工作组调查,农民皆说人民公社食堂坏处多,这样,才下文件,在全国解散食堂。重新给农民分自留地和菜园子,绝大部份土地归集体耕种,这在当时叫做“大集体,小自由”。

从此,农民又做灶、买锅、购置生活日用品,千家万户冒起烟来。

大炼钢铁

在上世纪50年代,国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到了1958年的夏季,上级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解决,钢铁元帅应该升帐,于是,又提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钢铁,在县、公社配备了管工业的书记,7月组织工业书记到河南省西部参观,看那里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

回后,在县、公社、机关、学校、团体进行了大动员,雷厉风行,土法上马,大搞小土群,这样,县委、县政府大院和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也相继办起了炼钢炼铁的小高爐,各公社也都在各自的伍家山、有名店、东嶽庙、团山等地也建起了小高爐。从山上挖出石块作矿石,供小高爐炼铁炼钢的原料,也没化验石块里是否含铁?含有量多少?就把石头粉碎后,用木材架着烧,说也怪,就是日以继夜不断地烧,怎么也炼不出钢铁出来。

可是,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报到全国、全省大放钢铁的卫星,形势逼人,这时有的单位和公社想出了办法,将耕田的鋔头鉍耳弄来投入小土爐中炼 ,化成铁块,用板车拖着,带着喜报,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县委也向省、地委报喜。

虽然不断报喜,上级发觉是假的,后来提出那些没有铁矿的县,到有铁矿的地方去炼 ,根据湖北省委和孝感地委的统一安排,应城县到应山县的中华山和汉阳县的奓山炼钢铁。县委组织万人炼钢铁大军,到外地去炼钢铁。

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郭国辉和工交部副部长陈启初带领,前往应山的中华山炼钢铁,由县粮食局周家鞠局长和人民银行刘副行长带领前往汉阳的奓山炼钢铁。

9月的一天,我从蹲点的季灯大队回县里办事,县委书记邓必祯看到了我,临时动议要我到应山县和汉阳县炼钢铁的地方去一趟,他跟我讲了几点意见:

一、要两地前线炼钢铁的领导,以一天等于20年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日以继夜地炼钢铁;

二、炼钢铁指挥部的各级领导要吃住睡生活在炼钢铁的小爐旁;

三、做好工地政治思想工作,对民工要进一步动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力以赴投入炼钢铁,办好生活 ,让民工吃饱吃好,炼钢铁的民工三班倒,歇人不停爐;

四、要力争早日炼出钢铁,一炼出钢铁,要迅速向县委报喜;

五、要他们即时与县委联系,现在他们的电话安装在小队,要通过几道总机,打回的电话都听不清楚,不知讲的是什么,两处都要安专线,在专线未安装好之前,他们可以到县里跟县委打电话。

你明天立即动身去,原原本本传达我的意见。

次日清晨,我乘汽车到武汉,转乘火车到广水,步行赶到中华山炼钢铁基地。

我见到工地干部和民工的工棚,搭摆得整齐有序,分为男女住区,小高爐林立,男青年采礦石、砍柴,运输和炼钢铁;女青年负责捶礦石、后勤和生活。

工地领导见到了我,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特别热情,我先将邓书记的几点意见向工地领导作了传达,他们认为很好,于是,决定晚上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由我传达县委书记的指示。那时组织纪律性很强,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晚上8点以团为单位整队入场 ,席地而坐,都是青年男女,会场上拉歌 ,气氛十分热烈,会议由陈启初主持,他首先请我传达县委书记的指示,接着郭国辉县长讲话,各团领导在会上表态和开展挑战应战的竞赛活动。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以实际行动落实县委的指示,全体干部把被子都搬到小高炉旁,围着炼钢铁的小土高爐转,同民工一块炼钢铁,县长和部长都彻夜未眠,当然,我也不能去睡觉,同大家一道熬了一个通宵。

次日,我乘火车到武汉,再乘船到蔡甸,步行上到奓山,找到了应城炼钢铁指挥部,我向指挥部的领导传达了县委的指示,由他们层层向下传达,但是,不管怎样吃苦耐 劳,即使不睡觉,仍然炼不出钢铁出来。

为了应符逼人的形势 ,中华山应城县炼钢铁指挥部收购了一些废旧钢铁,倒入小土爐中炼了铁块,向县委报了喜,算交了一个差。

秋末冬初,寒潮袭来,在大山上交通不便,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就收兵回县。为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出劳力、出生活 费用,付出很大的代价,山上的森林受到严重的破坏,县里也花上几百万元,只失无得,劳民伤财,实在划不来。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大办水利,根据省、地委统一安排,在京山县境内的晏店修一座大型水库,安陆负责建大坝,应城负责修渠道,县委一书记梁俊义任指挥长,1958年的7月带领3万多强壮的劳力上马,从京山挖到应城,从应城的北部一直挖到的南部湖边。挖了几百万方土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占压大量的土地,而安陆负责的大坝只是由抽糟转入回填。在县境内又有两座中型水库和十几处小型水库上马。到年底省委认为摊子铺得太大,决定 晏店水库下马。人说水到渠成,应城是水库没修大坝,就开渠道,结果是白修一场 ,也是劳民伤财。青壮炼钢铁上水利,留下老幼姑,晚秋作物未能即时收获,损失很大。

大办钢铁也好,大办水利也好,修晏店渠道也罢 ,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是大跃进失败的重要原因。

被打成“应城彭德怀”

1958年大跃进时期 ,开始我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也干了一些蠢事和笨事,自从解开了卫星之迷,弄清楚放的高产卫星,完全是弄虚作假,从此,使我再也不相信高产卫星了,事实教育了我,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58年秋末冬初,我们所在的点上粮食征购任务仍然未完成,群众已无口粮,生活十分困难,我就到红旗公社的西十、范河两个管理区调查,情况完全同我们的点上一样,那时我年纪轻,思想单纯,没有顾虑,认为农村的实际情况应该向县委反映,于是,我急匆匆地跟县委、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1958年大跃进粮食增了产,但是,没有估产增产的那么多,放的卫星没有那么大,更没有翻几番。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购了过头粮,不仅购走了余粮,还把农民的口粮、种籽、饲料粮、水利粮全部购走,还欠国家任务一大截。现在有的地方群众已没有粮食吃,可是,县、社还在紧急催任务,如果不刹车,就会饿死人的,没有种籽,明年农民不能搞生产,农民不种田干什么呢?不能去打狗卖,更不能游手好闲。现在不但不能催粮食征购任务,还要逐队把粮食核实,把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农民。

县委收到我的信以后,立即把我找回县,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当我进入会议室时,县委一书记梁俊义劈头盖脑地问我,:陈世高,你讲今年粮食生产增产了没有?今年是大跃进?还是小跃进?还是没有跃进?要我来回答,一下子把我搞懵了,我心中明白就是那封信闯的祸。我回答:我们点上增产百分之十几。他说:今年粮食增产翻了几番,你们点上只增产百分之十几,什球!这是他骂人的口头阐。

不久,在整粮风和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我当成重点右倾人物的典型来整。在县直机关科局长和红旗公社的干部会议上进行批斗,大鸣大放大字报,说我支持文峰大队偷着抗旱,指使一些大队和小队不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诋毁大跃进的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位县委领导逼着我,你犯的是什么错误?要赶快讲出来,当时 ,我甚感委屈,我气冲冲地说,我没犯错误,要说犯错误,犯了个莫须有的屁错误。要我写检讨,我感到没有什么检讨的,就在寝室里看书,县委组织部把我这些说成态度顽固,抗拒检讨,不承认错误,在寝室里看小说,反映给县委,经过周密策划,又在县直机关和红旗公社大会上进行批斗。有一些革命投机者,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装出一副极左的面貌对我进行极力批斗,在会上逼着要我承认给县委写信是砍“三面红旗”。我却在会上仍然坚持写给县委的信是实事。他们都说:你与彭德怀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而且在组织上有联系,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你给县委写信,你是“应城的彭德怀”,你们上下呼应。

他们反复打我的态度,但是,我一直未检讨,他们在县和红旗公社的会议上,采取文斗击精神,武斗触皮肉。县委书记叫把会场上的电灯关掉,对我拳打脚踢,两次挨打,打得我不能动弹,后来我只得忍着疼痛扶着墙壁回到了我的寝室,两天未进食,后来,妻子夜间偷着去看我,见我被打得变了形,十分悲痛,煮好稀饭端给我喝。

组织部干事陈义明于195811月宣布给我的处分: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要我签字,我一气之下,在处分决定文件上写下:“冤枉、冤枉、全部是冤枉,如果说这不是冤枉,世界上就不会有冤枉二字”。

他气得不得了,下午他通知我,到农村劳动改造,先叫我到西十岭开荒,再转到短港水库工地,长堰堤,草庙,周扬等地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59冬天在短港水库工地,一天只吃7两米,劳动强度大,日夜加班加点挑土,先浮肿后干瘦,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妻子托人带去10斤糠,救活了我一条命,险些加入饿死鬼的行列。1960年夏天的一天,县委邓书记找我谈话,要给我安排工作,我说:县委认定我犯了那么多错误 ,给我严重的处分,不弄清楚我的问题,不跟我重新做结论,我是不工作的。

深挖黑仓库

1958年的浮夸风从夏收起,秋季发展到高峰,各地各种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上报大面积的单产亦比往年翻了几番,领导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粮食生产极为乐观,陶醉在粮食大丰收的喜悦之中,于是,什么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连食堂也大办,敞开肚子吃饭,吃饭不要钱,青壮炼钢去,留下幼与姑,晚秋作物无人收获,粮食浪费不少。

由于放高产卫星,高估产带来高征购,把高征购的任务落实到了基层,按统购政策是购余粮,把大批干部派往农村催征催购粮食任务,入库大比赛,天天比入库进度,逼得全县各个生产队不仅卖了余粮,还把种籽、口粮、饲料粮、水利粮、统统卖光,即使这样,还欠任务一大截。

而上级却认为,放了那么多高产大卫星,粮食获得空前大丰收,为什么完不成任呢?断定农民把粮食隐藏起来,抗粮不交,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省、地委统一布署 下,湖北省应城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即县、公社、管理区、县委工作组的干部和大队支部书记集中到县城,开展惊心动魄的整粮风。当时,我也参加了整粮风会议,亲历和目睹了深挖黑仓库的闹剧。

为了把隐藏的粮食反出来,县委集中力量,全力以赴抓了这项工作。

首先由县委一书记梁俊义作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了农业生产和粮食的大好形势,放出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又大面积平衡增产,但是粮食任务却完成得很差,他极为严厉地指出,这些粮食到那儿去了呢?基层干部和农民把大批粮食隐藏起来了,不卖给共产党,这是十分错误的,号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隐瞒不报的绝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帽子满天飞,辩子随时抓,棍子到处打,听了动员报告,与会者个个毛骨悚然。

接着,由湖北省委派到应城县来的省交通厅厅长在大会上作长征报告 ,忆苦思甜,苦不苦,想一想长征二万五,号召与会干部顾全大局,忠于党忠于人民,把隐藏的粮食全部报出来。他的长征报告十分生动,到会二千多名干部,却没一人因听了动员报告和长征报告受到感动而报出隐藏的粮食,相反,大家心中都感到十分委屈。

分头参加各公社会议的县委领导,见会议限入僵局,十分着急,加紧督战,使会议升温,大搞逼供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以致在七一、跃进、春光等公社的小会上,出现打人事件,把所谓的右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进行打、骂、跪等体罚,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其他公社也相继打人,直逼得八一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华国吊颈而亡,龙集管理区的高书记投河自尽。虽然自杀事件极为保密,实际上,在大会上暗暗地迅速传开,有的怕挨打,遭受皮肉之苦,开始报隐藏的 粮食,县委亲自培养了红旗公社范河管理区戴河大队支部书记戴八斤,坦白交待隐藏粮食的典型。戴八斤当时衣衫褴褛,腰间系着一根草绳子,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交待隐瞒粮食的事,他说:我怕政府把粮食全部部购走,将来一旦有自然灾害,社员们会饿肚子,所以,我和社员们在夜间把粮食偷偷地藏在草堆中,共有80多万斤,我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

根据这个典型,公社书记跟与会者打招呼,要他们学敏感一点,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样,公社又培养了自已的典型,于是,在县、社典型的带动下,与会的绝大多数支部书记都坦白交待了自已隐瞒的粮食,顺利过关,也有不识时务的支部书记,不坦白交待隐瞒粮食的事,结果,好汉吃了眼前亏,挨批挨斗挨打,不仅受了皮肉之苦,而且在精神上也遭到严重的折磨。

在大会上报出隐藏 的粮食有1亿几千万斤,整粮风的成绩十分显赫,县委领导个个都喜不自禁,在会议期间,立即了派出得力的工作组,奔赴全县各地,核实隐瞒粮食数字,县检察院检察长杨金发率领工作组带上戴八斤,赴戴河大队核实隐藏粮食80万斤的问题,他们动员全体社员把所有的草堆掀开,都未查到一斤粮食出来。杨检察长问戴八斤,你坦白交待隐藏的80万斤粮食,到底藏在那儿?戴八斤说:我未隐藏 一粒粮食,因为在会上日夜逼我,我怕批、怕斗、怕打、怕死,为了蒙混过关,所以,我说了假话,自报隐藏粮食80 万斤,欺骗了县委,你们亲见群众吃羹喝水,有粮食我不拿出来给群众吃?杨检察长和工作组扑了个空,回到了县里。

县公安局副局长肖发源带的工作组到跃进公社西湖管理区核实各大队支部书记在会上自报隐瞒的粮食,他们掀开了所有的草堆,查遍了各个队的仓库,也搜查了社员的家,未找到任何隐藏 的粮食。 他们找群众问:你们的黑仓库到底在那里?群众说:我们早已断粮,男女老幼都在吃东湖的牛尾草,要说我们有黑仓库,那东湖就是我们的黑仓库。

县委派到其他各个公社的核实自报隐瞒粮食工作组,也都是无果而终,回到了县里,县委听取了各个工作组的回报,冷了半头腰,又化喜为忧。县委为了反出隐藏的粮食。在整粮风会上,调动了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假话是逼出来的,一场自导自演的整粮风的闹剧,伤害了许多干部的感情,逼 死了人命,造成党员与党、人民群众与党离心离德,造成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极坏的影响,最终上上下下,个个垂头伤气,不欢而散。

我两次见到毛主席

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和1959年,我担任共青团应城县委副书记,两次见到毛主席,195811月中旬赴武汉参加共青团湖北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团省委领导同志,请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湖北省医学院会议室连续两天给我们作报告,他一开始就说:我来武汉参加中央在此召开的会议,下飞机后,我去看望毛主席,我说毛主席好,主席说:耀邦同志好。这样,我们始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主席在武汉。我们立即写条子和口头向耀邦同志提议,要求见毛主席。胡耀邦同志说:我去向毛主席回报。次日他又来给我们作报告,他一开始就说:昨晚,我已把你们的要求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同意接见你们。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人人情绪高昂,兴奋不已。会议主持人团省委书记陈扶生同志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听耀邦同志的报告。耀邦同志为我们传 达了两 个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

我们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到街上买衣服、鞋子、理发、刮胡子、擦皮鞋、洗澡,个个都 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打扮得英姿飒爽,风度翩翩,准备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原以为毛主席会立即接见我们,殊不知不仅当天未接见,等了五天还未接见,大家有些泄气了,认为毛主席忙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大事,日理万机,哪还有时间接见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呢!当时,白天开会,晚上到洪山大礼堂看戏或看电影,有人认为见毛主席的事没有希望,晚上就到汉口玩去了。

恰 在十二月六日晚上,发票时叮咛说:戏票请勿转让他人。我从省第一招待所11号楼走出来,看到马路上有武装人员执勤,在洪山大礼堂 门口,往日是女服务员检票,今天却换成了公安人员。一进礼堂 ,看见礼堂 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室 内温度也比往日高。 我们年轻人生性好动,离开座位互相逗闹,保卫人员前来对我们讲:你们别离开自已的座位。礼堂中既未演戏,也未放电 影,然而大家就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这些都 使 我们感 到不同寻常。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同志走上主席台,在麦克风前讲话:今晚有中央领导同志和国际友人接见大家。并宣布纪律:不准离开自已的座位,不准喊口号,不准喧闹,不准前去与中央领导同志和国际友人握手。话音刚落,礼堂立即响起了热 烈 的掌声。大家以为中央领导同志和贵宾会从礼堂大门进来,为了更好更清楚的看见中央领导和贵宾,大家不约而同将头转向后面大门口,梅白同志见此就上台说:中央领 导同志和客人将从右门进来。于是, 大家一律 向右看,不一会,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来到了大礼堂。梅白同志上台报告:首长动身了。过了一会儿,梅白同志又上台报告说:首长和客人已到了休息室,今晚是毛主席,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内务副首相兼外务相南日,教育文化相李一卿和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同志,接见出席湖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空军部队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和湖北省共青团地、县委书记。

九时整,毛主席、金日成等领导由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陪同下步入大厅,在登主席台时,毛主席和金日成互相礼让,毛主席请金 日成首相走在前面,先登上主席台,而金 日成首相却请毛主席走在前面,先上主席台,互不相让,最后,毛主席用手挽着金日成的手并肩而上,登上洪山大礼堂主席台,会场上立即沸腾起来了,大家一起欢笑,长时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尽情的欢呼,齐声有节奏地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问王任重会见的是那些单位。毛主席时而向人们挥手致意,有时和大家一起热烈 鼓掌,欢迎朝鲜贵宾光临,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我和大家一样,全神贯注,热血沸腾, 和大家一齐鼓掌 、欢呼、跳跃呀!一颗炽热的心几乎从胸腔中跳出,虽是冬天,我全身的衣服被 汗得透湿。

会见以后,毛主席、金日成首相等出席了晚会,观看了著名京剧演员俞振飞、李玉茹、张美娟、言慧珠等演出的京剧。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593月中旬。那时应城县委已将我定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经过批判斗争之后,把我下放到红旗公社季灯大队香湾小队劳动改造。一天,我正在和社员一起耕整秧田,共青团应城县委机关派人来通知我,说:县委研究确定,你去参加湖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当时我想,对我批也批了,斗也斗了,为何又要我去参加六级干部 会议呢?感到蹊跷而忐忑不安。到会以后,我看到与会者中,既有跃进派促进派、也有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我是作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的代表参加会议的。

会上,陈拔群、韩明亮和我负责应城县小组的记录和整理材料,一天,我正在县委书记身边写材料,在应城县圣滩乡一社蹲点的湖北省委农工部王处长来到我们的住地,他悄悄地向县委书记说:毛主席在武昌,要接见与会干部,但是,王任重同志说:参加会议的人员复杂,安全事大,主席不必接见为好。可是,毛主席却说:参加会议的都是党员基层干部,安全没有问题,何况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有关领导安排,由跃进派负责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的监视工作,严防这些人危及毛主席的安全。这个安排被我发觉,虽然是去见毛主席,但是,我思想上却十分不愉快。

翌日下午,风和日丽,春光明媚,以地、市为单位,整队入场 ,我们孝感地区在地委书记王家吉、行署专员樊作楷的带领下,进入洪山大礼堂后面广场。

毛主席身着银灰色的风衣和帽子,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会场上长时间地鼓掌,毛主席忽而从台子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手持帽子,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大跃进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毛主席正在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当时,假话大话的浮夸之风,仍然风满神州,一级哄一级,一直哄到毛主席,使毛主席深受蒙蔽,不了解事情的真象。当时,有的地方人民已经在挨饿,还在反右倾,说农民把粮食隐瞒下来。虽然,省委书记不让毛主席接见,有所谓的右倾保守的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是,毛主席不听劝阻,想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不相信全国农民把粮食全隐藏下来,仍然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可见,毛主席对真理苦苦艰难地追求与探索。

而会上左的思想仍然占上风,圣滩一社支部书记李汉涛说:公社大,大队也大,我们领导不了,他只说了个开头,却被迎头痛击,这样就堵塞了言路,再也没人敢唱反调了。

不过, 参加会议的不管那派代表人物的心情都极为沉重。此次,毛主席接见的场面显得不太热烈。我是满怀委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热泪夺眶而出,毛主席说,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使我认识到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和正确啊!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思想上很想把农村的情况向毛主席讲,可是,在当时左倾思想的笼罩下,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我有幸两次见到毛主席,是我一生中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感到莫大幸福和光荣,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他的一切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半个世纪过去了,见到毛主席的事宛如昨天,历历在目。虽然,毛主席离开我们近四十年,可是,他老人家丰功伟绩和思想永远活在人民和我的心中。

妻子送我十斤救命的糠

我被打成“应城的彭德怀”后,组织上要我的妻子站稳立场,与我划清界限,可是,我那老实巴交的妻子,她总是没有站稳立场,一直没有和我划清界限,虽然不敢公开往来,但是,在暗地里偷偷地关心照顾我,因而她遭到株连,免去了她的职务,把她下放到一片荒野的松林岗万头猪场喂猪。

1959年冬季在短港水库工地劳动。天气渐冷,妻子怕我挨冷,托人带去衣服。在工地上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可是,每人每天吃10两米〔16两制的秤〕,我同所有的民工一样,患上浮肿病和干瘦病,在工地上不但不能劳动,而且躺在草棚子的地铺上不能行动,生命奄奄一息,真正是危在旦夕。妻子听人说我在工地上很快就会饿死,感到极为难过,流下了痛苦的泪,就托人在县粮食加工厂开后门买了十斤细糠,夜间在猪场食堂炒熟,她自已不能亲自前往,又托友人带到工地,亲自交到我的手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接到这十斤糠,比现在的什么美味佳肴都贵重得多,真正是如获至宝,感到自已的生存有了希望,我就把这细糠每餐往那稀饭中洒上两把,吃了几天,我的身体开始有了转机,后来,天天吃,身体也一天天好一天,糠吃完了,我就能够行动了,这样,就是这十斤糠,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才幸免于一死。

在我苦难的岁月,身处逆境的时候,妻子是我的精神支柱和避风港,成了我的保护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有这些,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特别是她送给我十斤救命的糠,我一直未敢忘怀。

三年困难时期

本来1958年大跃进遭到重大的挫折和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各个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失。中央已经开始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策、计划和改进工作。毛主席向全国小队长写了一封信,批判了大跃进中的种种错误。提倡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干劲一定要鼓 ,但假话切不可说

可是,应城县委却没有这样去做,相反一意孤行,提出1959年继续大跃进。应城县当时水利条件只能种中稻,县委不顾客观实际的水利条件,大力推 广一季粳稻和双季稻,恰遇1959年又是大秋旱之年,种的早稻、中稻都丰收了,而一季晚稻和双季稻生长时间长,需水量大,大部分被干死。

特别是抗旱中瞎指挥,形式主义,大搞大兵团作战,毛河管理区把全区的机械、大车、小车集中起来,一条龙打兑口,抗了一个多月,只灌溉了三斗田,县委领导看了却十分高兴,认为抗旱轰轰烈烈声势大,立即召开现场会,在全县大力推广大兵团作战抗旱,表面上看到轰轰烈烈的抗旱热闹场面,而未收到应有的抗旱效果,如果让群众当家作主搞抗旱,在抗旱中打麻雀战,就会充分发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抗旱的效果就会好得多,群众说:大兵团作战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正当大旱当前,本应集中全力抗旱,当时的地委又提出大开荒,这样就造成了1959年历史上巨大的旱灾。粮食大减产,群众的口粮十分严峻,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县委研究决定,1 6 两制的秤,按人的年龄大小吃46810两的低标准,即每人每天分别吃4两、6两、 8两、 10两,既无瓜菜代,更无晕腥 ,连食油也没有。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的面前,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全力以赴,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度过灾荒,可是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提出继续大跃进,全党动手,大办水利,全县开工的有余郑河,短港两座中型水库和黄四屋、雷家冲,燕子山、黄毛、李咀、洪山、鸭子港、牙獐庙、六分、毛冲、对面等十几座小型水库,还有围湖造田等工程 ,大大超过了当时群众的负担能力,要求群众大干,民工早上5点上工地,一直干到晚上8点收工,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劳动强度大,而民工的生活,每人一天吃10两米只能喝3餐象米汤一样的稀饭,重体力劳动消耗的热能多,群众的体质迅速下降,农民为了生存,饥不择食,粗糠、细糠、树皮、草根、什么都吃,工地上的牛也被偷杀,连牛皮也吃了,不几天群众患起了浮肿病,干瘦病,喝了稀饭挑几担,后来走也走不动了,工地上轰轰烈烈的场面,为冷冷清清所代替,接着大雪纷飞,气温骤然下降,令饥民们雪上加霜,饥寒交迫,随之,在前方工地上和后方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悲惨事件,全县饿死了一万人。后来群众说:1959年就是想“吃”。

这时,大多水利工程被迫下马,成为半拉子工程,宣告大跃进的破产。一场以良好的愿望出发,群众高高兴兴参加,由轰轰烈烈开始,到农民失财损身,乃至少数人付出了生命的悲惨失败而告终。

直到这时,领导的头脑才有所醒悟,全力以赴领导群众生产救灾,还成立以县长、区长、社长、大队长为首的生活专班子,专管群众的生活,让农民休养生息,停办食堂,重新分自留田,自留地给农民,还分一部分大田给农民种粮种菜,办疗养院,跟农民治病,上级又调 来大批粮食,增加农民的粮食供应。党中央1960年领导反五风,犯错误的干部向群众作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改公社核算为小队核算,公社平调大小队和群众的钱和物彻底退赔,损坏农民的房子由集体修复,干部向被打骂的农民当面赔理道歉,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

应城县是五风的重灾县,从1958年到1961年春,不到三年时间,换了三个县委书记,都未扭转败局,形势依然严峻,直到1961年中共湖北省委任命杨向明同志为应城县委一书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图虚名,办事稳健,作风扎实,处处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疾苦,自已不吃给群众吃,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快调动了全县干 部群众的积极性,很快恢复了生产的元气,他和县委一道领导全县人民大搞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连续几年大丰收,群众丰衣足食,形势也就大好起来, 人们说杨向明是应城人民的焦裕禄

大跃进的教训

大跃进遭到失败,从此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经历了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线上的折磨,领导头脑开始清醒起来,在县委召开的 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县委领导号召与会同志要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辩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会上象开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了,把憋在心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

大家说:胜利冲昏了头。在取得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又顺利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上求胜心切,制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包不得一天建成社会主义。什么事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一天等于20,要求过高过快,不仅要赶快建成社会主义,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称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须知欲速则不达,大跃进象个抛物线一样跌落下来。

一味地反右倾鼓干劲,推动大跃进,物极必反,越反越左。从发动之日起,就开始反右倾,领导手中都拿着棍子和帽子,随时随地抓人的辩子,打人棍子,给人戴右倾保守、 “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丢掉了群众路线的好传统,堵塞了言路,许多事情都是上面压出来的, 逼得下面弄虚作假搞浮夸,报喜不报忧。

领导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去办事,而是以主观愿望出发,比如“早”字当头,越早越好,密植越密越好,抗旱大兵团作战,推广一季晚粳和双季稻,盲目地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等,大灾之年不领导群众救灾,而去大办水利等等 。

不讲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大跃进中,时时处处不讲政策,不讲所有制,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提倡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什么你的他的,统统都是我的,归大堆一拉平。领导喜欢赶浪头,出风头。应城三天实现合作化,在全国是有名的,初级社还未办好,马上实现高级合作社化,高级社未站稳脚跟,一阵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侵犯了群众利益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不讲法律,当时,虽然,国家有宪法和其他的法律,但是,有法不依,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从上到下的干部,没有法制观念。随意侵犯群众的人权、财权和其他权利,为什么干部敢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为权大于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干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左的路线横行无阻,得不到人民群众、新闻媒体、法律和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滋生腐败。

所以,归根结底,大跃进失败的真正教训,是权力不受约束所造成的恶果。

大跃进是从良好愿望出发,由于执行一条“左”倾路线,导致失败而告终,这些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永记不忘。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城站路26号市 委大院 29栋1 单元11

邮编:432100电话:07122856194身份证:422201193203300814

 尊敬的编辑老师:

您好。呈上拙作,这是一个县的大跃进从开始到失败的全过程。 敬请赐教!

作者:陈世高上,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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